殉道与隐逸

陇 菲

中西文明，多有不同。如不执抑扬，相与比较，则可互见短长。

西方之“殉道”，与中国之“隐逸”，就是话题其一。

殉道，要有坚定信仰，博爱精神。殉道，是为普渡众生做出牺牲，甚至是为宏道护法甘愿送死。

殉道在中国，历来罕见。孔子“朝闻道，夕可死”之说，有点自得自足，与芸芸众生并无关涉，而非真正殉道。像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佛陀舍身饲虎那样的殉道，中国少有。

中国文明，注重现世，不重来生；注重人间，不重天国。中国历史悠长，传统久远。不过这连接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文脉，并没有超越世俗的价值，而只有混迹红尘的经验。《论语》、《三国》、《资治通鉴》是其典型。唯有《红楼》，已有超越之象，可惜惨遭高鹗劣补，贾宝玉最后还是中了举人。

中国的《圣经》是《易》。“易”者，“变”也。中国文明的最高智慧，是“通达权变”，是“识时务者为俊杰”。无论什么，中国文明都可适应，甚至都可将其同化而安然自若。国人其实并没有什么非殉不可的一定之道。

中国勇士，可为君、为国、为家、为族、为友、为朋两肋插刀，却极少为道。因此，谭嗣同、秋瑾一类烈士殉道牺牲，鲁迅笔下的华老栓们往往以为与己无关，甚至以为你傻，人血馒头照吃不误。

“盗亦有道”。国人所谓道，无非人生特殊之路及其或显或潜的规则，而非彼岸超越价值。环顾国中，“道上人”比比皆是。不识“道”，不懂“道道”，却为某种超越价值牺牲自己，在国人眼里实在愚不可及。

屈原投江，他忠于的君、国，早已成为抽象名词。今天纪念屈原，无非划龙舟、吃粽子、喝雄黄老酒、戴香草荷包而已，没有人在乎“楚国”，更不会有人在乎“怀王”。

嵇康问斩，是自己找死。他的老师孙登早就说过：你如此行事，必死无疑。嵇康就是不听，结果真如老师预言。现在想想，嵇康找死，不过彰显了《广陵散》声名。他的特立独行，与道无关，也不关百姓疾苦冷暖。

谭嗣同之死，是中国历史上真正有殉道意味的壮举。他本可逃命，但执意献身。谭嗣同说：“各国变法，无不从流血而成。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，此国之所以不昌也。有之，请自嗣同始。”不过，百年立宪至今，还有谁像这个呆鸟一样献身？中国的历史上自觉殉道、甘愿送死的壮举，自嗣同始，也自嗣同终。（也有个别例外，比如迄今依然几乎不为人知的林昭。）倒是康有为、梁启超逃命东瀛之举有无数后生效仿。如果谭嗣同九泉有知，不知是否还无悔于他临终时“有心杀贼，无力回天，死得其所，快哉快哉！”的豪言壮语？

中国文明，因其过于世俗而每每为文人雅士不屑。不过自命清高的文人雅士，大多并无普度众生、宏道护法的大愿。中国只有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的“圣贤”，而没有基督教、佛教、伊斯兰教那样宏道护法的“圣雄”。中国文人，“有道则仕，无道则隐”。此所谓“道”，有“王道”、“霸道”之分，但与域外诸教的“道”比较，却都有所不同。中国文明的隐逸与域外诸教文明的殉道，形成了鲜明对比。孰是孰非？一时难以说清。

因为没有超越价值，国人生活少了一些崇高，但也多了一份平和。《天云山传奇》里的女人，看待右派丈夫，不过是相濡以沫的男人，而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。但在随同十二月党人流放西伯利亚的俄罗斯妇女眼里，他们的丈夫个个都是英雄，自己也因此笼罩了悲剧意味的崇高光辉。

因为有了排他价值，西方宗教战争延绵不绝，残酷无情。但在中国，被华化的各派宗教，却都能相安无事，共处和平。

因为有一定之道，因为所殉之道超越尘世，西方烈士，成圣成雄，成道成统。基督教、佛教、伊斯兰教文明，都有一整套祭祀纪念殉道者的文脉系统，西方烈士，可谓死得其所。与其相比，中国烈士，不过“飞鸟尽”后的“良弓”、“狡兔死”后的“走狗”、“一将功成”后的“枯骨”。

中国文明，殉道代价太高。

因为无一定之道，因为所殉之道随时变易，国人只认祖宗，而不认各色烈士，烈士鲜血往往白流。“人民英雄纪念碑”无名无姓，不知所纪何人？所念何人？抗日战争之后，中国英雄，有几个还在“人民”心中？倒是日本神社，其中曝尸沙场的军人甚至战犯，个个有名有姓有照片有肖像。

中国烈士只有鞠躬尽瘁、精忠报国，才能“留取丹心照汗青”。其余逆子贰臣大多“自行失足落水”（鲁迅语），湮没无痕，既不能唤起民众，也不能青史留名。鲁迅因此而取“韧的战法”，绝不主张赤膊上阵白白送死。“吓破了胆”的鲁迅如此，一般国人也大多信奉“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”的喻世明言，而远离激昂慷慨宏道护法的牺牲壮志。这是不是油滑？恐怕鲁迅也说不明白。

中国文明，冰雪聪明。中国文明、中国哲学、中国艺术的最高境界是：“不仅知其局限，知其不可；而且深知其局限之不可超越，知其超越之企图的定然不能实现。”（陇菲《春江花月夜》）

“人生代代无穷已，江月年年只相似。” 张若虚《春江花月夜》，道破了中国文明禅机。国人无穷无尽的大轰大嗡，多属无效劳动。其实西方也不过如此。面对西方的长足进化，海德格尔照样“愁”、“烦”。

在“鸡犬之声相闻，老死不相往来”，“天高皇帝远”的古代，中国文人达观洒脱隐逸于世，中国百姓则“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凿井而饮，耕田而食”，“道于我何有哉”？“帝力于我何有哉”？

时至今日，居全球一体之村，置卫星电眼之下，王道霸道无所不在，国家体制无所不能，城市化的进程一日千里，“新农村”的建设如火如荼。我们的躯体和灵魂，都已注册。从生到死，人人都被登记、编号。对此，我们已经习惯、麻木。

斯蒂芬·茨威格《昨日的世界》曾经感慨：

我的护照上的每一个图章犹如犯人额上的一个烙印；每次盘问、每次检查犹如一种侮辱。

在一座陌生的城市、在一个陌生的国家，不再像往昔那样，第一条路是通往那里的博物馆、风景区，而是去领事馆、警察局领取居住身份证。

如今，已被格式化的我们之中还有谁会发那样的感慨？

2008年8月30日起草

2008年9月 17日定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