粉碎的像章

陇　菲

　　布莱希特有一齣名为《第三帝国的恐惧与苦难》的二十四场戏剧。其中第十场《密探》的内容是：一九三五年，德国希特勒法西斯专政时期，科隆一对夫妇感到在自己家中也没有任何安全感；他们不得不随时小心自己的言谈；不得不对自己的孩子甚至对方保持警惕。

　　且让我们来看布莱希特的大手笔：

（夫妇刚刚意识到言谈之中有一些“不妥”的内容，正在惶恐不安，发觉孩子已经不在。）

　　　　妻子：我们到底说了什么？

　　　　丈夫：这同他出去又有什么关系？

　　　　妻子：近来你不大能克制自己了。

　　丈夫：我近来并不是不能克制自己。就算我不能克制自己，这跟孩子出去又有什么关系呢？

　　　　妻子：可是你知道他们在打听呢。

　　　　丈夫：那又有什么？

　　妻子：又有什么？要是他出去乱说呢？你是知道的，现在他们在希特勒青年团内不断向孩子们灌输什么东西，直截了当地要求他们报告一切情况。他这样偷偷地走掉，这事有点蹊跷。

　　　　丈夫：无稽之谈。

　　　　……

　　　　（突然，妻子听到有开门的声音。）

　　　　妻子：卡尔！

　　　 [她拥抱他。]

　　丈夫：冷静些。给我准备几件换洗衣服。

[大门开了。夫妻俩目瞪口呆地并排站在房间的角落里。门开了，男孩走进屋来，手里拿着一个纸袋。停顿片刻。]

　　　　男孩：你们怎么啦？

　　　　妻子：你上哪儿去啦？

　　　　[男孩指了指装巧克力的纸袋。]

　　妻子：你只是买了巧克力吗？

　　　　男孩：当然罗！除此以外还会有什么呢？

　　　　[他嚼着糖穿过房间下场。他的父母用探索的眼光目送他离去。]

　　　　丈夫：你认为他说的是真话吗？

　　　　[妻子耸了耸肩膀。]

　　　　（剧终。）

布莱希特的《密探》，有一种渗透骨髓的寒意。

当代某些所谓的“恐怖片”永远营造不出来那种内在的恐怖。

　　与此同类的故事，也发生在三十多年后的中国。

　　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我的同事中有这样两个年轻人：他们从小一起长大，同班上小学、中学、大学，又一起分配到西北某地我所在的中学任教。

　　一天闲来无事，两人去学校附近戈壁滩上散步。突然眼前一亮，有东西在乱石丛中闪闪发光。走上前去一看，原来是一枚“伟大导师、伟大领袖、伟大统帅、伟大舵手”的陶瓷像章。

　　等他们上前俯身拣起，这才发现，原来像章已经破损。

　　像章拣起之后，两人不禁面面相觑。不扔吧，像章已经破损；扔掉吧，像章上面除了原先损坏、丢弃之人的指纹之外，已经有了自己的指纹。万一被人发现，又有谁能说得清楚？要知道：在那个年月，的确有人因为“有意破坏”或“随意抛弃”“伟大导师、伟大领袖、伟大统帅、伟大舵手”的像章，而被打成“现行反革命”。

　　无奈之中，两人只好把像章带回学校，乘无人之际，在理化实验室里用研钵把像章研成粉末，又回到戈壁滩上打开纸包使其被风吹散。

　　按理来说，“罪证”已经销毁；一切经过，天知，地知，你知，我知，又无所谓第三者“旁证”；事情应该是已经彻底了结。但是，自此之后，两个“同谋犯”却一直忐忑不安。似乎，事情并没有真正了结；似乎，还会有什么不测的结局。

　　好多年之后，终于有一天，他们可以无所顾虑地向同事坦白这个无人知晓的故事。讲完此事之后，两人如释重负地哈哈大笑，像是搬掉了一块长期压在心头的重石。

　　但我，却在心头增添了一份新的沉重。

　　他们长期的忐忑不安，并非没有丝毫缘由。在那个时期，正常社会原本应有的健康人际关系，已经被严重毒化。在那个时期，甚至兄弟姐妹、父母子女、结发夫妻之间也都失去了原本应有的信赖关系，更何况是一般的普通朋友？

　　因此而想起了布莱希特。

　　布莱希特《密探》这场短剧的开始，有这样一段镇场诗：

　　　　接着来的是乖孩子，

　　　　他们叫来压迫者和刽子手，

　　　　把这些人引进自己的家门口。

　　　　他们指着自己的父亲，

　　　　骂他们是卖国贼

　　　　给他们戴上镣铐送走。

此中人人自危、骨肉相残的恐怖意味，恐怕唯有亲身经历过的人，才能有刻骨铭心地体味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　1995年10月31日一稿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　1995年11月 1日二稿

　1995年11月 5日三稿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996年 2月17日四稿

1997年 8月22日五稿